中国进入传媒时代，已是20世纪初，清廷实行新政。逐渐开放报禁，使得媒体一天天活跃起来，逐渐地不再需要托庇于租界，也敢放言无忌。即便是革命党人，只要有银子专业的股票配资价格，也可以改头换面大办报纸杂志，甚至在北京的天子脚下，也可办报暗中宣传革命。如果被发现了，大不了关门了事，改换名称再办一家就是。
辛亥年武昌起义爆发后，原本就人心浮动，陆军大臣荫昌出征讨伐，盛宣怀送行，嘱托他千万保护好汉阳钢铁厂，保护好了有重赏。荫昌爽快地回答说，你准备好钱就是了。结果被记者听去，解释成朝廷军饷不继，结果导致银行发生挤兑。有意无意之间助了武昌革命军一臂之力。
当时多数的报纸都倾向于革命，所以，在舆论鼓吹和气氛渲染上，往往对革命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如果革命党方面胜利，就夸大战果，失利则巧加掩饰。对于各地的响应与骚动，也大多加以渲染。弄得满城风雨，举国狼烟，使得整个清廷，风声鹤唳，人心惶惶。达官贵人，纷纷跑往天津租界。当时的朝廷当政者，多为少不更事的满人亲贵，缺乏政治经验，更没有应付传媒的手段，当家人自己就不知道如何辨别消息真伪。所以，在媒体有意和无意的“新闻战”面前，显得惊慌失措，进退失据。
展开剩余70%当时的“新闻战”，有一部分是革命党或者同情革命的人发动的。一个很有效的战术，就是夸大其词。把蚂蚁说成大象，把芝麻说成西瓜。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令人难以辨别。当然，也有急性子的，干脆直接编造，凭空弄一个假消息来，以期引发朝廷方面的混乱。
当时的通讯，还处于有线电报时代。清朝在各大城市之间，架设了电报线，便于政令和军令的传递。官方的电报局，主要任务是传递官电，但空闲的时候，也允许拍发些民用电报。
清朝末年，上海已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，报业最为发达，北京是政治中心，所以西洋的外文报纸往往把总部设在上海，在北京派驻记者，把每日的最新消息，用电报传到上海。后来，上海几家大的中文报纸，也纷纷效法，在北京设通讯员，每日打探消息，然后就到电报局拍发专电。至于一些革命党人办的缺乏经费的“穷报”，也有自己的办法，那就是闭门造车。据说，凭着政治嗅觉，有时还真编得煞有介事。
当时的香港，比起上海来，还是个小地方，至多算二流城市。传媒不甚发达，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，是《循环日报》。它报道大陆的消息，也得靠专电。当时香港只与上海有电报线，所以，《循环日报》就在上海派驻了一个通讯员，专门给拍发有关内地的新闻，至于北京的消息，就只能通过别的报纸间接获知了。
当辛亥革命爆发，各地骚动之时，一位同情革命的华侨，带了一些钱到上海来支援革命，于是结识了《循环日报》驻上海的通讯员。当时广东尚未独立，两广总督张鸣歧和水师提督李准，还在顽抗，只同意保安（保境安民），不希望独立，革命党一时半会儿也无办法。那位华侨觉得，可以利用拍专电的机会，造点事端，给广东官方制造点混乱与压力。于是《循环日报》驻上海通讯员就拟了一条“北京专电”：“京陷帝奔”。这位华侨觉得还不过瘾，改为“京陷帝崩”。通讯员犹豫了一下，就这样发到了香港。这个所谓的“新闻”实在是太惊天动地了，香港《循环日报》接电后，一时也拿不准，没敢发表，来电询问这消息有无根据。通讯员有些慌，忙问华侨怎么办？华侨说，你就回电说京电不通，无法核实。连电报都不通了，京城可是真的陷落了。于是香港方面就信了，一时间，登载大字“京陷帝崩”消息的报纸，传遍了整个香港。据当时民众回忆，全港华人，闻此消息欢声雷动，举市若狂，纷纷燃放鞭炮，上街庆祝，一些外国人也跟着起哄，英国警察都无法止住。当时粤港间人员往来比较自由，并没有太多障碍，不需要通行证之类。这骇人听闻的假消息，马上就传到了广州。张鸣歧和李准这样的大员，跟北京有电报联系，自然不太相信，但底下的人，道听途说，香港那边报纸已经登了，京陷帝崩，北京完了，皇帝翘了，那个不慌呢？总督、提督以下的人员，个个惊魂不定。总督就是出来辟谣，也未必有人信。显然这个假新闻，对广东的局势影响颇大。直至全国光复后，香港报纸才知道他们当初报道的其实是个假消息。但是，这个谣言“政治正确”，所以，之后也就无人追究。
到了民国之后，新闻媒体更为成熟了，偏向难免。但公然造谣，是不大敢做了。毕竟狼来了，喊一次两次行，喊多了专业的股票配资价格，报纸就没人问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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